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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诗歌在沉寂中回暖:校园诗社成员涨至百余人

2017-05-17 09:38:54

  “樱花是春季的1缕缕魂魄吗?/冬眠雪藏,春光略露些许/樱花则1瓣1瓣地应和开放/艳美而迷幻,音乐响起/万物在珞珈山上顺次惊醒复活”

  在武汉大学诗歌朗读会上,李少君读了他的《珞珈山上的樱花》。30年前,他就曾这样在樱花树下朗读他写的或他人写的诗,曾是第1个站在珞珈山讲台上开诗歌讲座的学生。

  如今,樱花已谢,珞珈山上1片新绿,当初少年也年近510,现已经是位诗人、作家、主编。这几10年间,李少君经历过校园诗歌的盛况,也见过它的落魄,而今也迎来了“转折”——校园诗歌恍如又热烈了起来,诗歌活动1茬接着1茬,愈来愈多的人参与或围观。

  在这热烈的地方,校园诗歌兀自哼着高高低低的旋律,回响着时期的声音。

  咆哮而过

  校园诗歌并不是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却在那时风头最盛。

  在1983年的北京大学里,走在林荫道上,会时不时听到诗歌朗读和吉他声。

  臧棣那时刚入校不久,便遇上了由54文学社举行的未名诗歌朗读会,那是场名不虚传的盛会,百年大讲堂2000多个坐位和走廊被挤得透不过气来,挤不进去的干脆站在窗台上,固然也还有扒都扒不进来的——诗歌,1场年轻人的狂欢。

  几近同时,上海、武汉等各地高校的诗社也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跨校的诗歌交换成了连接彼此的精神纽带。“1说我找谁谁,我看过你的甚么诗,就瞬间成了哥们儿,走,吃饭饮酒去!”说起这段往事,臧棣言语间别有1番江湖义气。

  如今,53岁的他已在北京大学做了21年的教授,同时还是多产的诗人。两次见他我喜欢广袤的静谧的原始山林雪地,他都穿着那件洗旧的牛崽裤,两手插着衣兜,走起路来轻盈自在,谈笑间自然流露的真性情让人觉得诗人就该这般样子。

  而30多年前北师大的校园诗人侯马,如今1身警察打扮,现为1位公安阵线的领导干部兼诗人。可以说,他成为1名警察是机缘偶合,而成为1位诗人是由于天赋,也由于“不服”,“那时我极为自负,觉得读到的诗根本不好。虽然各个时期我都有很多喜欢的诗,但整体上我对他们那些诗非常不服气,我知道我要写就1定写得比他们好”。

  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过后,以曾的和在校的校园诗人为主的“第3代诗人”已开始反叛朦胧诗的宏大叙事和过度隐喻,热切探访诗歌的新前途。大2在读的侯马也开始寻觅自己的“声带”,当时男生宿舍里也常为诗歌争辩到深夜。后来,侯马曾在诗中写道:“本日想来,我们从铁狮子坟/暗我会记起暗领受的仿佛正是文学的使命。重塑/1种古老的精神于当世。”

  “‘文革’结束后,过去所扭曲的人性在逐步恢复,近现代西方文化思潮开始在国内传播,使得20世纪80年代出现各种文化热,而诗歌由于情势的缘由更容易成为表达精神诉求的载体。”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荣光启认为,与其说当时的学生“崇拜诗歌”,不如说他们对国家、社会和人类充满关怀,诗歌是种便利的表达方式。

这是一种怎样让人心碎的奢望!我只有那一颗心  但是,这场诗歌狂欢在海子自杀那年结束了。

 哪一段飘弥是我亲近过的尘缘 那年夏天,西渡毕业。1位女同学在他的毕业记念册上写了句简短有力的话——“绝不嫁给诗人!”1个时期闭幕。

  暗流涌动

  1990年代新1轮经济大潮汹涌而来,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世俗化”恐怕当年没有想到这里会如此繁华吧,诗人则完全“被拍在了沙滩上”。“那时社会崇拜的是商人、有钱人,有的诗人都不屑于说自己是诗人,觉得穷酸气。”《诗刊》副主编、诗人李少君说。

  彼时,北京大学未名诗歌朗读会的地点也产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从百年大讲堂转移到容纳400人的电教报告厅,后又撤至容纳300人、条件简易的2教,最后退守容纳150人、设施极为简陋的生物楼……其他高校的状态概莫如是,乃至更加惨淡。校园诗歌的冠冕就这样从无尚“神坛”1阶1阶地滚落。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新在其所著的《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中写道:“90年代以后,诗歌除本来的压力以外,又遭到了物资主义、享乐主义大潮的冲击。真实的诗人愈来愈少。”或也因此,记者在寻觅联系90年代“在现场”的诗人时也颇艰巨。

  但终究还是有的,比如诗人胡续冬。

  “氛围不是说到了某个时间点就1下子终结了的。”胡续冬在1992年进入校园,在他的记忆中当时校园里写作浏览上的“传帮带”现象尚在,1批诗人在校园内死寂的文化土壤中倔强地昂着头,夜起朗读,饮酒论诗,结交豪士怪客,睥睨众人。“但支持这个氛围的很多支点没了,就显得比较为难。”胡续冬说。

  好比1代人有1代人的诗歌,1代青春也自有其姿态及意义。这类无人喝彩的为难,倒促使胡续冬等开始思考些超越所谓“校园范儿”的东西,“比如到底需要以甚么样的写作姿态、写作策略来回应正在产生的社会剧变”。大约在1994年,他们约好了似的,几近同时由高蹈的才气型写作转向冷静的分析型写作,从狭窄的抒怀传统迈进了现代诗艺的门坎,“投身于1种当时心目中更复杂、更具反讽意识、更有历史纵深和平常细部的写作当中”。

  “当时全部诗意系统产生了变化:朦胧诗的诗意终于被看做是很奇怪的人更多来自‘意义’,第3代诗人反对这类‘意义化’诗歌,更偏向于语言本身。而90年代诗歌更重视内在的诗意,更深入生活和心灵。”沈浩波说。

  沈浩波,锋利、激进,是20世纪90年代绕不过的1位诗人,也怎么又在想你?浅浅的一笑是争议颇多的1位诗人。

  1998年,他在读大2时,前后结识其师兄侯马、伊沙、徐江等人,开始成心识地摒弃本来的学院派写作偏向,逐步接受口语化的诗歌写作,并在同年写了《谁在拿90年代开涮》1文,抡刀砍向“知识份子写作”,气势逼人,不留回旋余地,同样成为第2年爆发的“盘峰论争”的重要导火索。在这场诗歌界的“西岳论剑”中,“知识份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对峙,占地三千多亩很有些“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的意味,争辩不止,影响甚广。

  臧棣曾这样评价胡续冬、沈浩波为代表的“70后诗人”,问题不在于70后诗人写得有多出色。他们中有许多人越写越好,早已走出了前几代诗人的阴影。问题也不在于70后这样的事情没有固定频率的发生着诗人是不是找到了有别于前几代诗人的诗歌领域。他们的诗歌疆域宽阔得令当代诗歌史吃惊。

  乍暖还寒

  “1下子很多诗人冒了出来。” 诗人肖水在新世纪之初惊讶地发现。

  这和当时网络的兴起不无关系。“那时诗歌写作是比较大众的。1个写作者只需在论坛里贴出作品,若是有1定水平,很快就会为人所知、为人推重,成为知名诗人。他们的文化程度、社会身份多是你想象不到的。”荣光启说。

  但相较于网上的热烈,曾负盛名的复旦诗社却庭院寂寂。

  “据我所知,2003年时高校诗社几近都死掉了,当时真正有活动的只有北京大学和复旦。”肖水回想,当时的复旦诗社“弥漫着高傲的小资情怀”,也是岌岌可危,“没有任何校园活动”。

  2004但总带着世俗的脂粉气年,肖水到复旦大学读研,在翻看诗社刊发的诗集时发现,诗社成员中竟然只有5个人的名字,包括他的,虽然他之前并没加入过诗社。因而肖水给当时的诗社社长、大1学弟发了条短信,大意是“我来帮你吧”。学弟回复他,“你来做社长吧”。

  隔天,学弟就把1个塑料袋扔到了肖水眼前,里面只有两件东西:社团管理条例和入社会员资料。“他说‘你是社长了’,因而我就成了社长。”肖水说。

  在肖水的努力下,复旦诗社在2005年后渐渐有了些起色。

  此时的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主要靠“传帮带”的情势保持,“社里每届都能出现最少1两位优秀的诗人,即便在我毕业后也是。”2008年入读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诗人王家铭说  三个月里。

  除王家铭,王磊、王琦、韩伯啸、董金超等武汉大学校园诗人也给当时已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的荣光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比同龄人多了1份对人生的关心、对自我生命的审视和思虑。他们的写作偏向智性、抒怀,寻求技艺,文本多略带晦涩,可以说有1定的‘知识份子’特点。这不说起往事是他们故意效法甚么阵营,而是他们的青春、学识和才气使那然。”

  在荣光启看来,可是这样对我公平吗?他为了他以前的经历同时期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诗人,也多少带有此种风格。“我认为这是校园诗歌的优势。这类优势主要体现在对诗艺的某种自觉”。

  有诗待和

  前段日子,校园里的玉兰花开得喜人,刘晨阳便即兴写了首《沁园春·咏华中大玉兰》:

  是倚香衾,是种霞云,是误梦涯。是粉绡1翦,9堆叠碧,唾尘娇鸟,时与人排。是堕璎魂,素娥千队,天遣霓裳试玉骸。盈盈里,是春心枝上,但为君开。

  1997年诞生的刘晨阳,是华中科技大学物理拔尖班大2学生,也是该校夏雨诗社现任社长,写起旧诗来很是应手,常常1挥而就。用他的话来讲,“大概是血脉里有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的传承”。

  像刘晨阳这样的校园诗人如今不在少数,他所在的夏雨诗社、复旦诗社等校园诗社1扫曾的“门庭冷落”,成员已涨至百余人。而校园诗歌节、朗读会、讲座等活动也引来更多关心的眼光。

  其中缘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认为一般人的冷淡与歧视(旧时代的女孩儿本是卑贱得同路旁野草一般,“经过这么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学的需求正在渐渐复苏。而校园中的95后们1般从小学诗,文学素养都比笑容在风中渐次蔓延较好,视野更加开阔,出发点就很高。另外,他们这1代1方面不会为温饱忧愁,但另外一方面也面临着社会转型变迁中的很多无奈,他们的内心更丰富也更复杂,与内心有对话感的诗歌就容易成为他们的1种表达方式。”

  午后或夜晚,1群诗歌的孩子在那草坪上天南海北地聊生活,谈诗歌,谈到尽兴处还有人弹唱上1曲,聊不尽兴的话就再接着出去吃夜消、饮酒……诗人们这类纯洁愉悦的精神交换,和对自我、对生命的思考,对复旦诗社副社长李金城来讲越发珍贵,毕竟还有好多其他此刻事情等着他去忙,比如学习,活动等。

  “拿我自己来讲,必须承认,我自己的诗歌教育,在基础上很难比得过更年长的作者,我们这1代和更年轻的人需要更多的毅力和决心将这件事坚持下去。”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90后诗人李琬觉得。

  另外,校园诗人成长的重要场域——诗社的窘境也是不言而喻的。“诗歌在校园内还较边沿化,诗社缺少品尝我抱着双一腿被风吹乱青丝长发的孤独强有力的指点,大环境的贫瘠,和社内写作传统的式微。”安徽师范大学学生、江南诗社现任社长卢文韬说。

  怎样办?荣光启的答案是,加强文学教育和诗歌教育。“我们要告知人们,文学写作是每个有语言能力的人都可能去玩的,由于文学是1种特殊的说话方式,寻求对言说对象的具体性表达,这类‘具体性’的动身点和目标都聚焦在感觉、经验和想象的层面。诗歌写作一样如此,在交际性语言中有许多话说不出、不好说,这就需要诗歌写作”。

  而关于诗歌教育,臧棣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着手开设诗歌课程。在他看来,“人与语言的关系是1辈子摆脱不掉的,培养和语言的关系就很重要。比或束缚在作业堆里如你是要写描写性的事物,还是隐喻性的东西,你怎样理解这个世界,这个东西的公道性在哪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诗歌不1定有确切的答案,但它是对生命的1种探索,1种觉醒,法律、经济不会告知你这些,只能从感性的文本世界中取得”。

  恰如电影《死亡诗社》中的1位老师基廷所说,我们读诗写诗,非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由于我们是人类的1员。而人类充满了热忱。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是维生的必须条件。但是诗、美、浪漫、爱,才是我们生存的缘由。

  孙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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